一、老舍介绍：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他的父亲是清末皇城的护军，在抗击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中阵亡。
老舍先生七岁念私塾，以后在西直门私立第二小学堂、南草厂第十叁小学、北京市第叁中学读书。1918年由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北京市方家胡同小学校长、北京市北郊劝学员、天津南开中学教员。
1924年夏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业余刻苦自学，并开始写小说。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叁部长篇小说。1929年夏离英，途经巴黎等地，在新加坡滞留半年，在华侨中学任教，创作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春回到北京。
1930年夏在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利用寒暑假期写作，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短篇小说集《赶集》，杂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1931年与胡絜青女士结婚。
1934年夏至1936年夏在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并继续写作。着有短篇小说集《樱海集》、《蛤藻集》与个人创作经验集《老牛破车》。1936年辞去教职，专门从事写作，创作了《骆驼祥子》、《文博士》等。
“七七”事变爆发，11月济南失陷前夕，只身离济赴武汉。1938年8月武汉失陷前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迁往重庆。自1938年3月至1945年抗战胜利，一直是该协会的主要领导人。这期间他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对爱国抗日做出了贡献。他自己也以团结抗日为题材，积极进行文学创作，写出了《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着)、《张自忠》、《面子问题》等九部话剧，《火葬》、《四世同堂》(第一、二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以及鼓词、京剧等。
1946年3月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先生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在美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写完《四世同堂》第叁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1949年10月正在美国养病的老舍先生接到周恩来总理请他回国的信后，立即回国，于当年12月回到北京。
老舍先生回国后，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自1950年起老舍先生以高度的创作热情，写下了话剧《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茶馆》、《女店员》、《全家福》、《宝船》、《神掌》等，曲剧《柳树井》、京剧《青霞丹雪》等，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杂文集《过新年》、《福星集》、《小花朵集》、《出口成章》以及曲艺、散文、诗歌。这些作品生动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映了我国人民在不同时期的斗争生活，而且语言生动、幽默，独具风格，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先生“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1966年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8月24曰投湖去世。
二、《茶馆》剧情介绍
3幕话剧。剧情以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的北京城裕泰茶馆为背景展开的。
第一幕描写了戊戌变法失败后，社会日趋黑暗，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茶馆掌柜王利发是剧中主要人物。父亲早亡，年纪轻轻就接替父亲作了茶馆掌柜。他精明能干，为人处事始终按父辈们遗传下来的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尽量讨人欢喜。可是，到了也没能落个好。那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乡下人难以糊口，只好卖儿卖女。在公共场所没有言论自由，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出。常四爷虽说身为旗人，但生性耿直，胸怀一片爱国之心，他看到晚清末落，朝廷黑暗，便说了一句“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就被衙门办案的人抓去，冤坐了一年多的大牢。而那些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洋奴和清末封建势力的走狗却春风得意，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刘麻子品行恶劣，专靠贩卖良家妇女大发横财。吴祥子专充特务打手。庞太监仰仗宫中势力，狐假虎威，一些地痞、流氓、特务也都惧怕他叁分，甚至不惜代价对他巴结奉承。他发了财后，一心想娶个老婆，刘麻子花十两银子从乡下买来一个大姑娘，40岁的庞太监娶了15岁的康顺子。这个庞太监凶狠毒辣，对康顺子百般虐待，说打即骂。
第二幕描写袁世凯死后的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府更加腐败，黑暗的统治使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苍产蝉辫;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军阀混战，战乱中的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茶馆王掌柜也难逃厄运。他总想改良，目的是想让自己的茶馆更加兴旺起来。他觉得光靠卖茶水是发不了财的，就在后院出租公寓。可是好景不长，公寓被迫停租。又添评书，但并不叫座，他又想方设法招进女招待，结果还是没给茶馆带来一点运气。经过一番“改良”，茶馆还未开张，侦缉特务、巡警、兵痞就接踵而至，敲诈勒索，历来胆小怕事的王掌柜深知惹不起他们，有气只能往肚子里咽，表面还得笑脸相迎，甚至还给北洋军阀的大兵、巡警送钞票，给特务递腰包。刘麻子仍旧操持着他贩卖人口的行当。这天，他在茶馆里和两个逃兵作交易，正赶巡警抓人，那两逃兵合娶一个老婆，并用钱收买了特务，至使刘麻子做了刀下冤鬼。常四爷从大狱出来后，曾参加了义和团运动，但这位有着拳拳爱国之心的贵族子弟，已是贫困潦倒，虽说时常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却也无济于事，只落得个依靠卖点青菜糊口度日的悲惨地步。
第叁幕描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即将爆发时国民党黑暗统治时期的北京城。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整个北京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反动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打着接收“逆产”的幌子，肆无忌惮地掠夺人民的财产，社会陷于十分混乱之中。
刘麻子死后，其子小刘麻子继承父业，企图勾结国民党特务头子沉处长霸占王利发的茶馆，他声称要把妓女集中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管理妓女的“托拉斯”;小唐铁嘴钻进了反动会道，成了“唐天师”;二德子公然当上了国民党的特务，他混进大学里，专门暗中监视进步学生的革命行动，用极其卑鄙的手段残酷迫害爱国学生。王利发辛辛苦苦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终究没能保住，被小刘麻子等人用极其卑劣的手段霸占了去。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北平解放前夕。一辈子谨小慎微行事的王掌拒亲身经历了叁个旧时代的变迁，他听说西山那边有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悄悄把大儿子、儿媳和小孙女打发去了西山，让他们投向光明。如今，常四爷也年逾古稀了，他凭着良心生活了一辈子却也没有得到善报，到老落得个手提小筐卖花生米的惨境。秦二爷从第一幕开始就胸怀大志，实业救国，现如今也是落魄潦倒、心灰意冷。小刘麻子警告恫吓王利发限时把茶馆让出来便扬长而去。这时，常四爷和秦二爷也脚前脚后来到茶馆。叁位老人无不慨叹这世道的不平，他们知道，这个人世间是容不得他们的生存。于是，叁人围着桌子悲哀地为自己撒起纸钱来。王利发悄然吊死在自己的茶馆后间。到死他也没弄清楚“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这是多么悲惨的人生独白啊。王利发带着对旧中国的疑惑和怨恨离开了他本来很留恋的人世。
叁、艺术典型
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他接续了父辈遗留下来的生意，也承继了父亲的经营办法和处世哲学。在第一幕里，他才二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这时的裕泰茶馆，顾客盈门，生意兴旺。上至宫廷太监总管、吃洋教的恶霸、社会上的流氓头目，下至吃官饷钱粮(俗称“铁杆庄稼”)的清闲市民、卖儿卖女的贫苦百姓，都是王利发的应酬对象。他在嘈杂、混乱、充满各类奇异纠葛的社会环境中，把个小茶馆经营得井井有条，买卖兴隆。
我们看到，在不同身份的茶客面前，王利发巧妙地采用互不相同的应酬态度与方式。或卑躬屈膝、奉承施礼;或善意相待，多说好话;或冷漠处之，不屑一顾，甚至连对茶客的迎送，都做得极有分寸，恰到好处。他的谈吐、作派，既不失买卖人的身份，又顾全了自己的得失，充分显示了一个小商人的精明、干练、巧于处世的特点。作家对他的性格把握，是十分准确的，艺术处理也是十分自然而含蓄的。有钱有势的阔少爷、维新资本家秦仲义来茶馆看房子，王利发又是叫跑堂的沏高茶，又是请安问好，甚至说：“有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当秦仲义提出要长他的房租时，他不仅毫不争辩，而且顺水推舟，进行奉承：“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长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这一个细节，这一番滴水不漏的话，既表现了他的圆滑、玲珑，同时也显示出，他是一个守本份的市民，他胆小怕事，从来不敢得罪有钱有势的人物，甚至与茅盾笔下的林老板比较起来，他也多一些善良的心地，而并未见多少损人利己的习气。当然他的性格是复杂的，他毕竟是商人，譬如他对于贫苦百姓的同情，就是有限度的。一位乡妇领着头上插着一根草标的小妞进了茶馆，秦仲义让王利发把他们轰出去，王利发立即照办，正直的常四爷看不下去，要了两碗烂肉面给他们吃，王利发对常四爷说：“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他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又对秦仲义说：“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他肯定常四爷“积德行好”，表现了他的善良;他认为这路事太多了，谁也管不了，一方面显示出他对现实社会黑暗也有不满，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这路事儿是冷淡的，他自己不想管，也希望常四爷不管。至于最后对秦仲义讲的那句话，完全是一种讨好的口气，以示在常四爷与秦仲义的分歧中，他是站在秦仲义一边的。在这里，他的冷淡，他的圆滑，又分明反映出他的思想意识的另一面：剥削阶级的影响与烙印。
老舍不仅准确地把握和刻划了王利发的复杂性格，而且写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在谈到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描写时，老舍说：“写人物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笔就全倾倒出来。要使人物有发展。”(《语言、人物、戏剧》)在《茶馆》后两幕中，王利发的性格就是有发展的，而且老舍把人物性格的发展写得很自然，很有说服力。他写王利发性格的发展，是紧扣着“葬送叁个时代”的主题思想的，是和社会的变迁、人物命运的变化，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民国取代了清朝，军阀混战代替了封建专制统治，此时的王利发，已人到中年。为了避免生意被淘汰，他顺应时代潮流的演化，不断进行“改良”，卖茶的同时，兼开公寓，连墙上的“醉八仙”大画，也已为时装美人——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所代替，茶座的布置也尽力追求所谓“文明”、“体面”，王利发振兴生意、发财致富的雄心依然故在。然而他不过空有此愿而已，他的“改良”不仅未见成效，而且生意日渐衰败，借用跑堂的李叁的话说，就是“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如果说前清时，王利发凭着“父亲遗留下来的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尚可应付各等各色有势力的人物的挤压的话，那么，在天天打仗的军阀混战时期，他的祖传的处世哲学也显得大不灵验了。你看，他刚刚为了免交八十斤大饼递给巡警一把钞票，几个大兵又来敲他的竹杠了，好容易把巡警和大兵支应走，特务宋恩子、吴祥子又逼迫他按月孝敬“那点意思”，他的油水几乎被榨干了。他开公寓，但又给房客开不了饭，只好让大家吃咸菜。他的被动与尴尬，已经到了十分难堪的地步。作家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在中国社会日趋殖民地化的客观条件下，象王利发这样的小商人，他们的处境只能越来越坏，他们没有能力应付各种反动势力的敲诈勒索，也无法摆脱日渐破产的悲剧命运。正是这种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促使王利发的思想性格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看到，尽管他依然是谨小慎微的，依然竭力以左右逢源的办法处理各种事变，甚至把“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了，但是，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情绪，显然已经日益强烈。甚至他自己也不时谈起“国事”了。第二幕里，就有这样两处细节：一是唐铁嘴进茶馆之后，王利发说：“你混得不错呀!穿上绸子啦!”唐说：“比从前好了一点!我感谢这个年月!”王利发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听着有点不搭调!”二是报童对王利发说：“掌柜的，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来一张瞧瞧?”王利发反问：“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老舍写这两个细节，自然包含着对旧时代的辛辣的讽刺，然而就王利发的性格讲，显然也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从一味请安、作揖，到对黑暗现实进行讽刺、奚落，王利发的性格中，的确注入了一些新的内容。王利发的牢骚，有独特的表达方式，是“绕着脖子骂人的”，十分含蓄。唯其含蓄，才和王利发饱经风霜的生活经历十分合拍，同时也显示出独有的锋芒，能启发读者和观众体验蕴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澜。
我们在第叁幕里再次和王利发相见时，他已进入古稀之年，裕泰茶馆也已经破烂不堪。然而为了全家能够活下去，他又准备试用新的“改良”——添女招待。可怜的王掌柜，他似乎至今还不明白，他的生意的破败，并不在于经营方式的陈旧。可是，沉重的打击终究教训了他。不仅女招待没有添成，连他的全部产业，也被沉处长等一帮国民党官僚、地痞流氓给霸占了去。王利发彻底破产了，彻底绝望了。他已经认清，国民党统治下的旧北京，已如人间地狱，他一家在这里没有任何生存之地了，他果断地让儿子、儿媳、孙女投奔解放区，他自己则决定以自杀来控诉和反抗这个暗无天日的旧时代。自缢之前，他有幸见到老房东秦仲义，好友常四爷，叁个老人撒起纸钱，“祭奠自己”。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王利发才能清醒地对自己的一生经历进行深刻的总结。请看他这时的两段独白：
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
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日本人在这儿，二拴子逃跑啦，老婆想儿子想死啦!好容易，
日本人走啦，该缓一口气了吧?谁知道，哈哈，哈哈，哈哈!
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
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
为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
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
头，谁出的主意?
这里，既有自我哀叹与谴责，又有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控诉与抗议。扮演王利发的着名演员于是之曾经对人物此时的心情，进行过细致而精辟的分析，他认为，王利发此时此刻，“有一个隐藏着的感情，用我们的话说，这是他一辈子思想最解放的时刻”，“这时候，他感到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过的痛快”(于是之《演王利发小记》《〈茶馆〉的舞台艺术》)。老舍写的这两段独白，确实真实地体现了此时此刻人物的复杂感情：惨痛，但并不压抑;“悲”与“愤”是紧密地交织为一体的。这完全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
从巧于混世到为无情的世道逼上绝路，王利发的悲剧一生，是旧社会广大小商人、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老舍通过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真实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制度的吃人本质，反映了旧时代的残酷、黑暗、不合理。作家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既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性格，又融合着时代的变迁，细腻地描绘了人物性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使这一形象在概括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显示了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毫无疑问，王利发的形象，应当列入我国现代作家所创造的一系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的行列之中，它的艺术价值，将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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