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伟大现实主义作家茅盾先生在其长篇小说《子夜》中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其中吴荪甫是最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之一，是一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的民族资本家的艺术典型。吴荪甫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按茅盾先生的创作意图来说，“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国没有走向资产阶级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1因此，要把握吴荪甫这一艺术形象，得将其置身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中，和中国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时代联系起来考虑，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把握作者创作这一典型形象的伟大现实意义。
一、二十世纪叁十年代，中国资产阶级艰难挣扎的艺术典型
吴荪甫出身于“簪缨世家”，曾游历于欧美，具备了相当高的资本主义公司管理水平。他有大志、有魄力、也有计划，他精明强干，野心勃勃，也不缺少“同志”。在这些“同志”的眼中，这位“吴叁爷的财力、手腕、魄力，他们都是久仰的。”2吴荪甫是当时上海机械工业界的大亨、王子。他的实力也相当雄厚， “当此丝业中人大家叫苦连天之时，吴荪甫的境况最好：在四五个月前，厂经尚未猛跌的时候，吴荪甫就抛售了一千包洋庄”。3因此，即使同行们都纷纷宣布关门倒闭，他却仍怀抱着发展民族工业的宏伟愿望，一身经营着多种公司。而且，“他有手段把中材调弄成上驷之选”4，他除了经营上海裕华丝厂这一规模很大的公司外，还在他的故乡双桥镇经营了发电厂、当铺、钱庄、米厂、布店、油坊等公司，并企图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建立起他的 “双桥王国”。为了发展势力，他联合起矿业资本家王和甫，运输业资本家孙吉人，金融界巨头杜竹斋办起了“益中信托公司"。在激烈的公司竞争中，他用铁腕手法毫无怜悯的并吞了朱吟秋的丝厂，陈君宜的绸厂，以五六万元廉价收盘了价值30万元的8个小厂。在公债市场上，他利用军阀混战，军事变化的机会“大肆投机”。
他富于冒险精神，敢于和外货竞争，他憧憬着有一天“高大的烟囱如林，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驶过原野”。5他要让自己工厂的产物走遍中国的穷乡僻壤。他就在这一个极为广阔的活动天地里，浑身充满着发展公司的活力和野心，尽情地施展着自己的实业才华，大胆地实践着自己的奋斗目标。按照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大力发展民族工业，期望实现他所构思的理想的“资本主义王国”。
为振兴民族工业，吴荪甫苦心经营，过的“简直就是打仗的生活，脚底下全是地雷，随时都会爆发起来”。6而同样身为资本家的赵伯韬忙的却是开旅馆、进舞厅、看跑狗、逛窑子、上夜总会、弄轮盘赌，不仅扒进各式各样的公债权，而且扒进各式各样的女人。这一点，就显示出了吴荪甫光辉的民族资产阶级形象。
然而，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统治下，洋货倾销，战乱频繁，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境地，发展民族工业困难重重，危机四伏。吴荪甫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的产物积压、滞销，资金无法周转。加之美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赵伯韬对吴荪甫的益中信托公司采取经济封锁，进行阴谋破坏。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抱负和理想，在这种环境中确实难以实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尽管如此，雄心勃勃的吴荪甫，在发展民族工业的征途上仍作着全力的拼博。由此可见，吴荪甫确实是令人敬佩的中国工业界的勇猛骑士，是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比较有事业心的奋斗者与挣扎者的典型。
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性格相统一的典型
吴荪甫的性格丰富而多侧面，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性格的两面性在他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其复杂多变，丰富而多侧面的性格当中，什么是他的基本性格呢? 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矛盾，竭力冲破他们的重重包围;另一方面又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极端仇视和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他的不同帝国主义妥协主要表现在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斗争中，自始至终他都表现出竭力摆脱帝国主义势力的钳制，渴望振兴民族工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感情。其次，在同工农群众的对立中，暴露出资产阶级攫取财富的贪婪、凶恶和残暴，以及对工农革命运动刻骨仇恨的阶级本性，竟把工人称作“狗”。
在反赵的斗争中，他对王和甫、孙吉人说:“我们好比打仗，前后都是敌人。”7“日本人开在上海的那些工厂是我们当面的敌人，老赵是我们背后的敌人，总得打败了身后的敌人，然后我们的脚跟才能站得稳。”8当工人闹工潮时，吴荪甫产生了“丝厂老板难做，工人再要米贴，情愿关门的念头”。可马上，他执着追求发展民族工业的精神又战胜了自己。“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的民族工业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的发展关系着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的工业一定有希望的!”9 为了挽救民族公司，凝聚抗敌的力量，使中国的公司不被帝国主义所垄断，他总是尽量“想方设法”帮助同行。当他看到朱吟秋等人的公司维持不下去了，他对唐云山说:“它们的公司到底是中国人的公司，现在他们的公司维持不下去了，难免关门大吉，那也是中国工业的损失，如果他们竟盘给外国人，那么外国工业在中国的势力便增加一分，对中国更不利了。所以为中国工业的前途大计，我们还是救济他们吧。”10这“救济”里虽然包含着他的野心和贪婪，但也体现出了他把公司和国家命运相联系的爱国情愫。他集中统一、协调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侵吞中国公司的思想，是其他民族资产阶级难以比拟的。然而，作为资本家的吴荪甫无法摆脱作为一名资本家固有的本性：贪婪、唯利是图。现金和白银的诱惑也曾使他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赵伯韬，封建余孽尚仲礼在开头时勾勾搭搭，图谋买通军阀专营利润。充分表现出了他唯利是图，贪婪成性的资产阶级本性。
吴荪甫平时有主见、有魄力、怎么也打不倒，但在益中信托公司受挫，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时，又表现得异常软弱空虚，企图向赵“投降"。他对军阀混战非常不满，可是为了能在公债市场上投机，大捞一把，又使他盼望着军阀战争不要马上停下来。他调集资金，抵押地皮，和赵伯韬在公债上的决一死战，充分表现了他冒险硬干的抗争性和狂妄性。他仇视和镇压工农革命，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他在双桥镇的作坊、当铺等被暴动的农民“革命”了以后，他咬牙切齿地说:“杀!杀!”任何一个资本家在看到这一消息后，都不可能不暴怒、不生气。他除了想到要把那些暴动的农民杀死之外，也没有想到更多的什么。这说明他不了解农民，而不了解农民，便很难了解中国农民为什么要起来革命?因为受不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多重压迫和剥削。憎恨工农阶级的同时，吴荪甫更多的是害怕、恐惧，他害怕听到工农革命运动的消息，即使坐在有保镖有钢板防弹玻璃的汽车里，心也会“卜卜地跳”。但是，他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实现他的“资本主义王国”理想，又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更加残酷地压榨和剥削工人：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减低工人的劳动工资，克扣工人的米粘，收买工贼，开除工人，对工农革命运动采取分化收买等毒辣手段，甚至动用国民党反动军警镇压工农革命运动，这充分暴露了他反动的阶级本质。吴荪甫性格上这种矛盾复杂的现象，正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具体表现，其典型意义是巨大的。
&苍产蝉辫;叁、历史必然法则安排下的现代悲剧形象
作为《子夜》的中心人物形象，吴荪甫凭借他游历欧美所获得的眼光见识和远大志向，使他具有了相当的现代资本家品格。他的理想就是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推行体现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资本主义意志，建筑法兰西式的理想王国，使“高大的烟囱如林，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波浪，汽车驶过原野。”他的进步性比起憎恶现代文明的吴老太爷和固守田园、政治上投机钻营的舅父曾沧海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与被迫走进都市，却一心一意靠公债投机求生存图发财的冯云卿相比，也是自不待言的。相比之下，不仅吴荪甫过人的胆识、精力、才干，而且他的宏图远志和符合民族利益的积极努力，都是王和甫、孙吉人等民族资本家不可同日而语的。可以说，他是一个从熟透了的封建的农业文明中脱颖而出的新人，又是西方先进文明的接受者和践行者。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摆脱农业文明落后性比较彻底的一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仅仅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而骨子里却充溢着封建性的资本家，他更能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崭新面目，这也是周朴园等辈所不能比拟的。
毋庸置疑，吴荪甫发展本民族资本主义公司，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而抵抗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是有利于加速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的。这不仅符合我们民族的历史愿望，也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终不过是 “半浮在空中的荒唐虚无的海市蜃楼”。11正如茅盾指出的那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因为1930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同于18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12这意味着吴荪甫勾画的图景超越了中国的现实。但是，换一角度看，正由于诸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上的内在矛盾带来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本身现代性的先天性匮乏。这一匮乏一方面激发了吴荪甫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又阻止了他的追求的实现。
吴荪甫生不逢时地处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历史关头，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为转嫁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政治、经济侵略进一步加剧；一方面是各系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饥寒交迫的工农阶级为了争取起码的生存条件，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起了争取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旗帜。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处在民族危亡和生存危机之际，争取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远远超过、甚至淹没了发展民族工业，增强国力。它扩大为工农阶级为之奋斗的最为迫切的历史必然选择，任何背逆这一时代要求的企图，最终必将遭到历史选择的否定。而且历史地看，资本主义在中国也从未有过得以发展的机会，这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对资本主义所负下的历史欠债。不幸的是，历史所赋予的几代人未完成的历史使命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幸，统统无可避免地由吴荪甫这一代人悲壮地承担起来。然而，一代人的努力并不能一下子跨越几百年的历史进步过程，因此，当背靠着帝国主义雄厚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支撑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经济压迫紧逼，政治上又有蒋介石推行的卖国政策的推行时，吴荪甫根本就谈不到从历史和现实中能索取到丝毫的抗衡力量，任凭他如何挣扎，终究不过是一只羽毛未丰、任人宰割的雏鸟而已。从而命定了吴荪甫的不幸，最终被一种连自己都不甚明了的力量所放逐。
在当时的社会、时代条件下，吴荪甫这个具有“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性格”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刚愎自用也好，凶狠毒辣也好，雄心勃勃也好，都不是真正强大的表现。历史给他安排的是失败，破产的命运。决定吴荪甫失败命运的，不是他那雄厚的财力，出众的才干，强悍的手腕等主观因素，而是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压制和经济掠吞等客观社会因素。
茅盾对吴荪甫悲剧命运的安排，固然在驳斥托派的对于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无耻谰言，同时也正告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政治上附合了国民党反动派，仇视共产党和工农大众，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客观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在中国根本走不通，任凭你实业救国的主观愿望再好，奋斗挣扎的主观精神再强，终究也不会逃脱失败、破产的历史悲剧。
四、现代意义上超越悲剧的形象
从哲学意义上讲，吴荪甫的事业追求以及对抗命运的冒险精神，也是对悲剧的超越。但在这一超越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一种无名的焦躁和紧张、难言的孤独和苦闷、并伴着动摇和颓唐。吴荪甫的情感律动反映的是人面对生存困境的茫然无措的必然焦虑状态。“焦虑”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人的存在面临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在罗洛梅的存在心理学中是指个体对有可能丧失自我的一种担心，在他看来，只有当正常人认识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而抵御这种威胁的自我力量又不足时，他才开始体验到焦虑。13对吴荪甫而言，他的生存威胁并不仅仅来自于叁条火线组成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他的挤压。包括对它的发展资本主义信念和人生价值的打击，也来自于他的家族及其周围环境中对他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对力量和抵触情绪。憎恶现代文明的吴老太爷，不理解他的事业追求并与之隔膜的妻子和家人，以及诸如范博文等人，也来自于缺少志同道合的“同志”和类似屠维岳那样忠心耿耿并且能干的部下，从而造成他“总感到自己孤独”，而孤独感则是所有焦虑感的根源。对于抵御这种整体性威胁的自我力量不足的清醒意识，自然体验到了深深的焦虑。所以，作品一开篇，就写了吴荪甫在接到吴老太爷后，明显地流露出缺乏耐性的无名烦躁。
在第二章里，当我们再次看到吴荪甫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他是独自一人“皱紧了眉尖坐在他内书房里一筹莫展”。14而此时由于吴老太爷受猛烈刺激突然身死，各色各样人物正处在热热闹闹的忙乱之中，恰与吴荪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反衬出他的孤独与苦闷。
再如第五章吴荪甫从报上得知家乡双桥镇失陷的消息后，愤怒的“像一尊石像似的不动也不说话。”15表面上，愤怒是冲着不得力的部下，可实质上是冲着自己，因为 “他看见自己是怎样地湖涂不中用”而“他的权利的铁腕不能直接达到那负责者，所以他的愤恨更甚”。因此，在发现了“有胆量，有能力”的屠维岳后，心里异常兴奋。可兴奋又是那么的短暂，因为他又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和不足:这样的人竟未发现，所以他不能不自惭自己的识才能力。他悲观工业不发达的中国没有“忠实能干的部下”， “觉得幼稚的中国工业界前途很少希望”，16为此苦闷、沮丧起来。焦躁和紧张、孤独和苦闷是焦虑造成的与之相连的压抑和行为症候，而焦虑是生命个体在与其生存的整个社会安全体系的关系中所形成的情感紧张和内化的威胁，因此、焦虑实质上就是恐惧。17
所以，与其说是由屠维岳而联想到自己“没有托心腹的副官或参谋长”，倒不如说是意识到自己势单力薄，意识到自己虚弱无能，预感到自己的前途暗淡并对未来充满本能的恐惧。所以，在整篇作品里，他的情绪波动大起大落、反复无常、瞬间万变，时而乐观、时而绝望、时而兴奋又时而沮丧，刚觉得自己并不渺小而且绝不孤独，可是，一听到雷参谋到了天津，联想到公债市场“刹那间的心旷神怡都逃走了，变得烦躁、粗暴”。
在第十二章，此时吴荪甫为了在公债上打败赵伯韬，为将来益中发展扫除障碍，他不知不觉钻进了公债，并形成了与赵伯韬“斗法”的局面，他既要发展生产，又要做公债投机，使他无力扩充新收的八个厂，反倒成了脱不下来的“湿布衫”。同时国内局势动荡，工农斗争加剧，杜竹斋又退出益中信公司，他已处在四面楚歌的境地。于是，在训斥、喝骂仆人而并未消除心头怒火后，便把怒火转向家人。他不仅声色俱厉地训斥，而且放出威严，命令阿萱把镖丢到池子里。接着“他威严的目光又转射到四小姐惠芳的身上”，18在戏弄了四小姐惠芳之后，“吴荪甫感到冷剑命中了敌人似的满足，长笑一声，转身就走”。19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难以摆脱的困境和焦虑，孤独无助的惆怅，无法打破的心理隔阂和情感障碍。《子夜》通过吴荪甫的追求与失败，生动地展示了人的信念、人的价值、人的精神是如何必然地逐步地丧失和破灭。当帝国主义各国把大量 “过剩”产物倾销到中国，中国的民族工业处在岌岌可危之中，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政治、经济一片混乱，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政权顽固地执行卖国政策，从而加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灾难。在严峻的历史时刻，吴荪甫毫不退却，急流勇进，联合了王和甫、孙吉人，合办起益中信托司，企图在金融上摆脱帝国主义财政的控制，然后再组织一个工业托拉斯，联合纺织业、长途汽车、轮船局、矿山、应用化学工业等等，统一经营管理，以对抗帝国主义的倾销政策。益中信托公司成立后，立即吞并了八家工厂，并控制了朱吟秋的丝厂，确实表现出发展民族工业的勃勃雄心和坚定信念。然而这一切计划与努力遭到来自社会各方面和诸多因素的阻遏，尤其是赵伯韬的破坏时，他不无神伤懊悔，“开什么工厂!真是淘气!当初为什么不办银行。”20彷徨、犹豫的感伤情绪里流露出发展资本主义意志和人生信念的萎缩和动摇。当然，在动摇和坚忍的十字路口，总有一种支配着吴荪甫最终变得坚韧刚毅的主导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埋在其心灵深处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执着精神，使他奋然应战、拼死反抗、绝不屈服，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但是，在社会和时代整体性排斥不断加剧的过程中，吴荪甫的事业追求和人生信念在一步步放弃和破灭，最终随着在公债市场上与赵伯韬斗法的彻底失败而全部崩溃。他形象地昭示出，连吴荪甫这样意志坚定、信念执着、颇具法兰西性格的“王子、骑士”，都抗拒不了命运的安排，更何况他人。从而使吴荪甫的生命历程获得了高度的本体象征的哲学意义。
当然，对吴荪甫这一形象的评价也存在分歧意见，有人认为茅盾把吴荪甫写成资产阶级的英雄，抱的是歌颂态度，有的则认为茅盾在解放后对于《子夜》的说明中，对吴荪甫的民族工业资本家身份前加上了“反动的”三个字，就误认为茅盾是在全部揭发批判吴荪甫了。我认为，这样的论断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子夜》中的吴荪甫艺术形象的复杂内涵。事实上，茅盾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冷静地叙写人物的思想性格和言行举止，让人物自我表现，少用抒情的笔调。但对人物的褒贬是严正的，他对吴荪甫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势力束缚下，仍要兴办民族工业，大展宏图，给以应有的赞扬，而对吴荪甫的残酷剥削、压迫工人、仇视共产党，则无情地揭发批判。当人们读到吴荪甫与赵伯韬斗争时，谁不会同情吴荪甫呢?当吴荪甫剥削、压迫工人时，谁不会对工人深表同情而愤恨吴荪甫及其爪牙呢?
总之，《子夜》中的吴荪甫，就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是中国现代文学长廊上一个光辉照人、耐人寻味的艺术形象。
1、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见《子夜》，四川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2-10、14-16、18-20、茅盾：《子夜》，四川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1-12、孙中田，查国华：《茅盾研究资料》,中国社会出版社。
13、杨韵刚：《寻找存在的真谛》，湖北教育出版社。
17、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自我认同》。
参考书目：
1、茅盾：《子夜》，四川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2、孙中田，查国华：《茅盾研究资料》,中国社会出版社.
3、杨韵刚：《寻找存在的真谛》，湖北教育出版社。
4、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自我认同》。
5、刘伟：《论〈子夜〉的现代性》，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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