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华夏大地十八省民间的欢呼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告诉了国家，中国民众希望走的道路和方向，但是民初实践宪政和国会的历史却完全与当初的期待相反。本以为只要实现宪政，这个国家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立即变成与世界平等的、富强的、自由的国度，没想到却陷入了更混乱的局面中不能自拔，国会议员更是被民众所蔑视，在军阀的操控下，绰号为“猪仔议员”。民初国会实践失败的原因何在？中国历史的首次民主转型何以从万众期待之巅跌入到历史的深渊中去？叶曙明的《国会现场：1911-1928》一书试图重新探索这段国人追寻“宪政梦”的历史答案。
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本来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有条不紊地在华夏五千年的古国开始推行，此举从中央到地方都得到了民众、官员、士绅的支持。中央建立资政院，各地建立谘议局，谘议局按照章程推举议员，地方谘议局对晚清的立宪运动贡献尤大，各地方的士绅和立宪派知识分子推动了地方自治，出台了许多有利于本省发展的措施，谘议局议员也大多深得民众拥护。
但是在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的关键时刻，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廷中枢失去了推动新政和立宪的强有力人物。皇族内阁的出台，使得革命派一直叫嚣的清廷是“假立宪”的说法居然成立，原来寄希望清廷立宪的君主立宪派大为失望，他们组成请愿团到北京要求速开国会却遭到了政府的驱逐、逮捕。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君主立宪派于是转而支持革命派，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在南北对峙的局面下，袁世凯提出了南北和谈，孙中山也因为自身实力有限，主要是没有钱，无法继续“把革命进行到底”，南北双方的立宪派士绅、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都希望由清末新政的推动者袁世凯来主持大局，“非袁不可”的呼声很高，孙中山等同盟会员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为了促成南北早日统一实现中国人的“宪政梦”，南北和谈通过《清室优待条例》，清帝室发布了退位诏书，辛亥革命流血不多，最后用和平的手段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这本来是一场伟大的“妥协”，清室和平退位这件事本来可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日本明治维新前倒幕战争最后阶段的“江户无血开城”相提并论，但这一次伟大“妥协”的成功之处，却都因为民初宪政的失败而化为了泡影。不能不令人唏嘘慨叹。
叶曙明总结了民初宪政的这段历史之后认为，民初宪政失败的原因“不是民众程度太低，而是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众不想要宪政，而是官僚不想要宪政。”“国会有可能不是代民去议政，而是代官去议政；有宪法而没有宪政环境，宪法也是一纸具文；没有自由的民主，很可能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事实正是如此。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参议院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仅仅一个多月前，同盟会还坚决抵制内阁制，主张总统制，当时宋教仁主张实行内阁制被许多同盟会领袖怀疑为居心不良，但随着参议院改选袁世凯为总统，立即改弦更张主张内阁制，“一切恒以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转移。”“因人立法”和“因人修法”为共和政体的法治蒙上了一层阴影。孙中山和同盟会一开始就对袁世凯政府抱有深深的敌意，除了用内阁制来约束袁世凯，他们还要求袁世凯在南京就职，但参议院却议决定都北京，孙中山于是要求参议院复议，身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大发雷霆，怒斥参议院内的同盟会籍会员，不该拆同盟会的台。他说：“如果参议院不自动翻案，我就派宪兵入院，把所有同盟会员都缚了去。”黄兴最后兵临议会，警备森严，议员们终于妥协，通过了南京就职的议案。这个一直被忽视的历史细节告诉我们，其实最早动用军警干预国会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从此在议会的议事堂上，武力的阴影就再也挥之不去了。
国会选举将正式拉开中国代议制政治的大门，“议会迷”宋教仁开始改组国民党迎接选举，他“决心以其他非革命党勾兑同盟会，就是要改变同盟会的性质，淡化它的革命色彩，这是政党化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但宋教仁的这种做法却遭到了同盟会内部许多“大佬”的谴责和声讨，宋教仁两次在公共场合被同盟会员批颊，一次是被马君武批颊，一次是两位同盟会的女豪杰批颊后当众责骂宋教仁叛党，他们认为宋教仁把前清的立宪派士绅都吸收进国民党是对革命的背叛，他们要求国民党参选的国会议员都必须是同盟会员。从上述历史细节我们可以知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从来没有摆脱“打天下，坐天下”的革命逻辑，在他们看来中华民国是同盟会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天下，国会是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机构，理应由同盟会垄断全部权力，凭什么让那些对革命毫无贡献的前清立宪派来分享权力？同盟会为了一党私利而不愿妥协为日后宪政的失败埋下了种子。在此后的国会里面，“每逢讨论重大议题时，总有一部分议员，出尽法宝，捣乱破坏，或制造流会，或展开骂战，或挑起武斗。考其背景，这些议员在反清的革命中，大部分出身草莽、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共和时代，他们进入议会时所定下的政治鹄的，从一开始就以北洋政府为敌。”
宋教仁被刺杀身亡，使袁世凯失去了一个可以居间调和政府与国民党关系的重要人物，孙中山等同盟会员则是带头破坏法治，不同意法律解决宋教仁事件，在北方开始忙着制定宪法的时候，开始“二次革命”，玩不动共和政体的袁世凯于是只有钻法律条文的空子，宣布国民党为非法，逮捕国民党党员，改选国会，最终复辟帝制。袁世凯死后，国会成了北洋军阀各派系反复斗争的工具，折腾来折腾去，宪政和国会终于让民众产生了失望的情绪，国会和议员更成为了一种摆设，民众认可程度大大降低。随着1927年国民党北伐，“党国体制”终于上台，代替了宪政和国会，从此拉开历史新的一页。(作者：王绍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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